从文字上看，商代晚期甲骨文中的兔作（《合集》10197），西周函皇父鼎中兔作（《集成》2548），说明兔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《说文解字·兔部》：“兔，兽名。象踞，后其尾形。兔头与头同。”张舜徽按：“兔之言捝也，谓其善自解捝也。兔走甚迅，忽焉不见，所谓动如脱兔也。”（《说文解字约注》卷十九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）所以，逸、婏等字都从兔，即有迅速、善跑之意。从文字上反映了兔子活泼好动、灵活敏捷的特点。《诗经》中“有兔爰爰”“跃跃毚兔”分别形容兔子自由自在和蹦跳狡黠的模样。据袁靖统计，迄今为止，在我国数百处有动物遗存的遗址中，发现有兔子遗存的有79处。从地域范围看，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；从时间跨度看，主要集中于新石器时代，以及夏商周时期和汉代。（《动物寻古：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）

在青铜器上装饰兔纹源自晚商王畿殷墟地区，随着商末周初殷人的迁移，兔纹青铜器从中原扩展到周边地区，使用者涉及商人、周人、秦人以及草原游牧民族。商周时期，兔纹的出现和分布是中国青铜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中的兔

【资料图】

商周时期，圈足铜觥是用动物纹装饰最多的青铜礼器之一，平面写实的兔纹常与象纹、鸟纹、蛇纹或龙纹一起被装饰在铜觥上。1933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象首兽面纹觥，流口近鋬处饰前后并列的立兔，兔首微垂，体略后倾，短尾上翘，兔身填以鳞纹，样貌恭顺。此外，兔纹还见于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象兔兽面纹觥、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兽面纹觥，及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收藏的疐觥。前三件觥出土于殷墟，年代为商代晚期。至于疐觥的年代，陈梦家从器形、纹饰上判断是西周初期器。（《西周铜器断代》上册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）疐觥纹饰疏朗且立体，盖上牺首的表情不再像商代晚期狞厉，年代确应在周初。洛阳老城东北墓葬中的戈觯颈周饰八只卧姿兔纹，两两相向，上下以弦纹为界。（洛阳博物馆：《洛阳北瑤西周墓清理纪》，《考古》1972年第2期）兔长耳斜竖，短尾翘起，头略低垂，双腿后倾，似觅食状，神态自若。戈觯与殷代甲骨文中的戈族有关，卜辞记载“惟戈人射”（《合集》33002）。戈觯的使用者应是周初的殷遗民，其铜器装饰兔纹，大概与戈族善于狩猎、喜欢兔有关。商代晚期，唯一一种装饰兔纹的铜礼器觥集中发现于河南安阳；周初，兔纹出现在殷遗民的其他器类中，可见青铜器上装饰兔纹应源自商王畿地区。

青铜器上的兔形纹饰除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，还和人们的生活、生产以及思想信仰息息相关。兔纹在祭祀用的礼器上并非单纯的装饰，而是祭祀者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媒介。铜觥上兔被龙和虎包围的布局与配置应是一种有意安排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，可能暗示以兔作为牺牲或狩猎对象，在龙和虎的协助下，在祭礼中向祖先神灵祈求美好的愿望。

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的兔

长江流域青铜器上的兔纹一般以浮雕手法装饰在铜礼器的盖钮、鋬首等位置。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M28出土的曾侯谏盉，盖钮为站立兔形，兔耳贴附，双目怒睁；管状流口上饰一鹿角爬兽，高浮雕的兔形纽和立体的爬兽使铜盉造型活泼生动。曾侯谏盉的年代为西周早期。

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鄂监簋，捉手形盖，圆鼓腹，半环形鋬上饰兔首，铸铭“噩监作父辛宝彝”。一些学者认为，“噩监”是周王朝设立在噩国的监察官，诸监为世守，由周天子册命，地位崇高。（田率等：《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5年第1期）噩监先考“父辛”使用日名，符合商人的称谓习惯，噩监的身份可能是商遗民。

从形制看，西周早期流行的这种罐形环耳圈足簋属于殷遗民风格，在宝鸡石鼓山、竹园沟、晋南永凝堡等地发现的西周时期此类簋，器主大多不是姬姓周人。长江流域西周早期的兔纹青铜器，其布局和装饰手法打破了晚商铜器肃穆神秘的氛围，营造出清新自然的审美意趣。

与商代晚期的兔纹相比，西周时期的兔纹不再与具有神秘色彩的龙、虎等纹饰共同出现，而被单独用来装饰盉、簋、尊、卣等，兔纹在祭祀功能上发生了变化。铸“器”象物，人们铸造铜礼器喜用立体的兔形装饰，一方面与兔娇小圆润的可爱体态有关；另一方面，“兔曰明视”“动如脱兔”，兔的灵性和极强的生命力被周人欣赏。兔纹在铜礼器上的创新应用与周初贵族开拓包容的精神有很大关系。

北方地区青铜文明中的兔

晋地接近北方草原地带，多戎人，晋侯墓地共出土7件兔形铜尊，学者一般认为兔尊可能具有北方戎狄文化因素。晋侯墓M8出土了3件兔造型的尊，其中M8:20保留了尊的喇叭形口，下接卧兔形尊体，M8:21、M8:22两件兔尊整体呈俯卧状，双耳紧贴颈部，兔体中空，四足弯曲，塑造出兔的静态之美。据碳十四年代测定，M8年代相当于宣王世。（仇士华等：《晋侯墓地M8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和晋侯稣钟》，《考古》1999年第5期）兔性情温顺，同时繁衍生息的能力很强，晋侯墓地出土如此之多的兔尊可能具有子孙兴旺的美好寓意。晋侯墓M8虽然被盗，铜礼器基本保留在原位置，鼎、簋、方壶等位于西南角，而三件兔尊位于椁室南端，即墓主头部上方，处于随葬青铜礼器的核心位置，表示兔尊对于墓主有着特殊意义。

西周早中期之际的晋侯夫妇墓M113和M114分别出土了猪尊和鸟尊，西周晚期晋侯墓兔尊的数量较二者都要多，表明这一时期兔在向逝者传递情感的墓葬礼仪中具有特殊的意义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曰：“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。”颂扬文王之妻大姒承继美好传统，生育许多子嗣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谓“克禋克祀。以弗无子”。意思是举行禋祀，祛除无子之灾难。周人非常重视子嗣繁衍，铜器铭文中常见“子子孙孙”类吉语。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中期的作册嗌卣铭文记载：“作册嗌作父辛尊，厥名宜，曰：‘子子孙宝。’不禄嗌子，子延先尽死。亡子，子引有孙。不敢雉，叨铸彝，用作大禦于厥祖妣、父母、多神，毋念哉，弋勿剥嗌鳏寡，遗祜祏宗不刜。”（《集成》5427）意思是说嗌的儿子死了，但子有了孙子，嗌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禦祭以攘灾，并祭祀祖父母、父母和诸神，使祖先神佑助子孙。在周人的观念里，子嗣繁衍则宗庙祭祀后继有人。晋国国君墓随葬数量众多的兔尊，当有祝福晋侯子孙兴旺、晋国宗庙祭祀绵延之义。《尔雅·释兽》云：“兔子曰娩。”可见，娩原意指兔的繁衍，后来逐渐用于人类的生育，兔尊最早隐含了这种美好的祝愿。

此外，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人们还将兔装饰于铜车马器、工具等小件生活物品上。如陕西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墓葬M5出土的兔形轙饰，装饰于车衡两端，兔身饰卷云纹；陕西神木李家畔村也发现了4件兔轙饰。以兔形轙穿辔体现了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的放松和自如。此外，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M31出土的铜刀，刀柄饰豁嘴伏耳的兔纹，兔身饰云纹。多兔连铸的透雕铜饰品还见于鄂尔多斯地区，这些兔纹铜器饰刻画了一幅北方草原文化生活场景。兔是当时重要的肉食来源，也是商周时期人们狩猎的主要对象，《合集》10407记载了一次狩猎成果：“获兕六、豕十又六、兔百又九十又九。”通过狩猎，可以达到军事演练的目的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“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……驱虎、豹、犀、象而远之”。

兔形纹饰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和玉器上。距今55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片雕玉兔当是最早的兔形玉器，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中有兔形陶塑，但商周青铜器上的兔纹表现手法更加多样，也蕴含更多寓意。兔与龙纹等幻想动物纹饰以及象纹、鸟纹、蛇纹等写实动物纹组合体现了商代晚期人与动物的关系。西周时期，兔纹从组合纹饰中独立出来，装饰的青铜器类型更多，造型更加生动，风格更加写实。纵观整个商周时期，无论是驾驭、狩猎等生活场景，还是以兔尊祭祀祈求多子，兔纹饰在人们表达情感、陶冶情操方面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兔虽然在中国早期不同地域的青铜文明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，但在精神纽带方面，兔代表的文化意象跨越地域，甚至穿越古今，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朴素情感和美好祝愿。

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”（19XKG009）阶段性成果）

（作者单位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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