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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周时期兔纹青铜器的寓意 环球即时看 2023-05-18 10:37:26 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

从文字上看,商代晚期甲骨文中的兔作(《合集》10197),西周函皇父鼎中兔作(《集成》2548),说明兔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《说文解字·兔部》:“兔,兽名。象踞,后其尾形。兔头与头同。”张舜徽按:“兔之言捝也,谓其善自解捝也。兔走甚迅,忽焉不见,所谓动如脱兔也。”(《说文解字约注》卷十九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)所以,逸、婏等字都从兔,即有迅速、善跑之意。从文字上反映了兔子活泼好动、灵活敏捷的特点。《诗经》中“有兔爰爰”“跃跃毚兔”分别形容兔子自由自在和蹦跳狡黠的模样。据袁靖统计,迄今为止,在我国数百处有动物遗存的遗址中,发现有兔子遗存的有79处。从地域范围看,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;从时间跨度看,主要集中于新石器时代,以及夏商周时期和汉代。(《动物寻古: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)

在青铜器上装饰兔纹源自晚商王畿殷墟地区,随着商末周初殷人的迁移,兔纹青铜器从中原扩展到周边地区,使用者涉及商人、周人、秦人以及草原游牧民族。商周时期,兔纹的出现和分布是中国青铜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黄河流域青铜文明中的兔


【资料图】

商周时期,圈足铜觥是用动物纹装饰最多的青铜礼器之一,平面写实的兔纹常与象纹、鸟纹、蛇纹或龙纹一起被装饰在铜觥上。1933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象首兽面纹觥,流口近鋬处饰前后并列的立兔,兔首微垂,体略后倾,短尾上翘,兔身填以鳞纹,样貌恭顺。此外,兔纹还见于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象兔兽面纹觥、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兽面纹觥,及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收藏的疐觥。前三件觥出土于殷墟,年代为商代晚期。至于疐觥的年代,陈梦家从器形、纹饰上判断是西周初期器。(《西周铜器断代》上册,中华书局2004年版)疐觥纹饰疏朗且立体,盖上牺首的表情不再像商代晚期狞厉,年代确应在周初。洛阳老城东北墓葬中的戈觯颈周饰八只卧姿兔纹,两两相向,上下以弦纹为界。(洛阳博物馆:《洛阳北瑤西周墓清理纪》,《考古》1972年第2期)兔长耳斜竖,短尾翘起,头略低垂,双腿后倾,似觅食状,神态自若。戈觯与殷代甲骨文中的戈族有关,卜辞记载“惟戈人射”(《合集》33002)。戈觯的使用者应是周初的殷遗民,其铜器装饰兔纹,大概与戈族善于狩猎、喜欢兔有关。商代晚期,唯一一种装饰兔纹的铜礼器觥集中发现于河南安阳;周初,兔纹出现在殷遗民的其他器类中,可见青铜器上装饰兔纹应源自商王畿地区。

青铜器上的兔形纹饰除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,还和人们的生活、生产以及思想信仰息息相关。兔纹在祭祀用的礼器上并非单纯的装饰,而是祭祀者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媒介。铜觥上兔被龙和虎包围的布局与配置应是一种有意安排,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,可能暗示以兔作为牺牲或狩猎对象,在龙和虎的协助下,在祭礼中向祖先神灵祈求美好的愿望。

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的兔

长江流域青铜器上的兔纹一般以浮雕手法装饰在铜礼器的盖钮、鋬首等位置。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M28出土的曾侯谏盉,盖钮为站立兔形,兔耳贴附,双目怒睁;管状流口上饰一鹿角爬兽,高浮雕的兔形纽和立体的爬兽使铜盉造型活泼生动。曾侯谏盉的年代为西周早期。

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鄂监簋,捉手形盖,圆鼓腹,半环形鋬上饰兔首,铸铭“噩监作父辛宝彝”。一些学者认为,“噩监”是周王朝设立在噩国的监察官,诸监为世守,由周天子册命,地位崇高。(田率等:《新见鄂监簋与西周监国制度》,《江汉考古》2015年第1期)噩监先考“父辛”使用日名,符合商人的称谓习惯,噩监的身份可能是商遗民。

从形制看,西周早期流行的这种罐形环耳圈足簋属于殷遗民风格,在宝鸡石鼓山、竹园沟、晋南永凝堡等地发现的西周时期此类簋,器主大多不是姬姓周人。长江流域西周早期的兔纹青铜器,其布局和装饰手法打破了晚商铜器肃穆神秘的氛围,营造出清新自然的审美意趣。

与商代晚期的兔纹相比,西周时期的兔纹不再与具有神秘色彩的龙、虎等纹饰共同出现,而被单独用来装饰盉、簋、尊、卣等,兔纹在祭祀功能上发生了变化。铸“器”象物,人们铸造铜礼器喜用立体的兔形装饰,一方面与兔娇小圆润的可爱体态有关;另一方面,“兔曰明视”“动如脱兔”,兔的灵性和极强的生命力被周人欣赏。兔纹在铜礼器上的创新应用与周初贵族开拓包容的精神有很大关系。

北方地区青铜文明中的兔

晋地接近北方草原地带,多戎人,晋侯墓地共出土7件兔形铜尊,学者一般认为兔尊可能具有北方戎狄文化因素。晋侯墓M8出土了3件兔造型的尊,其中M8:20保留了尊的喇叭形口,下接卧兔形尊体,M8:21、M8:22两件兔尊整体呈俯卧状,双耳紧贴颈部,兔体中空,四足弯曲,塑造出兔的静态之美。据碳十四年代测定,M8年代相当于宣王世。(仇士华等:《晋侯墓地M8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和晋侯稣钟》,《考古》1999年第5期)兔性情温顺,同时繁衍生息的能力很强,晋侯墓地出土如此之多的兔尊可能具有子孙兴旺的美好寓意。晋侯墓M8虽然被盗,铜礼器基本保留在原位置,鼎、簋、方壶等位于西南角,而三件兔尊位于椁室南端,即墓主头部上方,处于随葬青铜礼器的核心位置,表示兔尊对于墓主有着特殊意义。

西周早中期之际的晋侯夫妇墓M113和M114分别出土了猪尊和鸟尊,西周晚期晋侯墓兔尊的数量较二者都要多,表明这一时期兔在向逝者传递情感的墓葬礼仪中具有特殊的意义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曰:“大姒嗣徽音,则百斯男。”颂扬文王之妻大姒承继美好传统,生育许多子嗣。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谓“克禋克祀。以弗无子”。意思是举行禋祀,祛除无子之灾难。周人非常重视子嗣繁衍,铜器铭文中常见“子子孙孙”类吉语。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中期的作册嗌卣铭文记载:“作册嗌作父辛尊,厥名宜,曰:‘子子孙宝。’不禄嗌子,子延先尽死。亡子,子引有孙。不敢雉,叨铸彝,用作大禦于厥祖妣、父母、多神,毋念哉,弋勿剥嗌鳏寡,遗祜祏宗不刜。”(《集成》5427)意思是说嗌的儿子死了,但子有了孙子,嗌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禦祭以攘灾,并祭祀祖父母、父母和诸神,使祖先神佑助子孙。在周人的观念里,子嗣繁衍则宗庙祭祀后继有人。晋国国君墓随葬数量众多的兔尊,当有祝福晋侯子孙兴旺、晋国宗庙祭祀绵延之义。《尔雅·释兽》云:“兔子曰娩。”可见,娩原意指兔的繁衍,后来逐渐用于人类的生育,兔尊最早隐含了这种美好的祝愿。

此外,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人们还将兔装饰于铜车马器、工具等小件生活物品上。如陕西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墓葬M5出土的兔形轙饰,装饰于车衡两端,兔身饰卷云纹;陕西神木李家畔村也发现了4件兔轙饰。以兔形轙穿辔体现了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的放松和自如。此外,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M31出土的铜刀,刀柄饰豁嘴伏耳的兔纹,兔身饰云纹。多兔连铸的透雕铜饰品还见于鄂尔多斯地区,这些兔纹铜器饰刻画了一幅北方草原文化生活场景。兔是当时重要的肉食来源,也是商周时期人们狩猎的主要对象,《合集》10407记载了一次狩猎成果:“获兕六、豕十又六、兔百又九十又九。”通过狩猎,可以达到军事演练的目的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“周公相武王,诛纣伐奄……驱虎、豹、犀、象而远之”。

兔形纹饰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和玉器上。距今55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片雕玉兔当是最早的兔形玉器,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中有兔形陶塑,但商周青铜器上的兔纹表现手法更加多样,也蕴含更多寓意。兔与龙纹等幻想动物纹饰以及象纹、鸟纹、蛇纹等写实动物纹组合体现了商代晚期人与动物的关系。西周时期,兔纹从组合纹饰中独立出来,装饰的青铜器类型更多,造型更加生动,风格更加写实。纵观整个商周时期,无论是驾驭、狩猎等生活场景,还是以兔尊祭祀祈求多子,兔纹饰在人们表达情感、陶冶情操方面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兔虽然在中国早期不同地域的青铜文明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,但在精神纽带方面,兔代表的文化意象跨越地域,甚至穿越古今,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朴素情感和美好祝愿。

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“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”(19XKG009)阶段性成果)

(作者单位: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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